“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调查显示,接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为了帮助“不登校”的孩子学习,教师工藤拓哉开设了带小隔间的活动室。

“学校恐惧症”在日本蔓延

  日本“不登校”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已达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

  在推特网上,日语标签“不上学并非不幸”正在收集话题。标签的说明写道:8月19日,一场“不登校”学生聚会在日本100个地点举行。活动发起人是24岁的小幡和辉,他希望此举能让社会对不愿上学的孩子抱以更多同情和理解。“9月1日是自杀的孩子最多的一天。”他在推特上写道,“你不必到学校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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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

  7月11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2018年度《问题行为/拒绝上学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显示,该国每年缺课30天以上的小学生和初中生增加了6.1%,达13.3万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1%。按一个班级30人计算,这意味着超过4300个班级空无一人。

  近20年来,日本中小学就学人数持续下降,“不登校”情况以每年增加近1万人的速度连年恶化,小学生“不登校”的增速(10.4%)超过初中生(4.9%)一倍;13万名逃学者中,超过一半是长期缺席。

  “不登校”是日本一个独特的概念。根据文科省的定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每年缺勤达到30天,就被记为“不登校”。不同于家庭贫困或伤病等被动缺席,“不登校”是学生主动地长期逃学。

  早在1941年,教育学家就提出了“学校恐惧症”概念。上世纪50年代早期,“拒绝上学”现象开始频繁见诸报端。彼时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贫困不再是孩子上学的阻碍,“不登校”背后是“中产阶级富裕家庭子女的心理问题”。

  教育网站“东京家学”总结了7种类型的“不登校”:母子分离造成不安型、情绪混乱型(情绪低落,头疼肚痛)、混合型、昏昏欲睡型(对学习提不起兴致)、人际关系型(恐惧校园霸凌而拒绝上学)、应激性精神障碍型、发育障碍伴有学习障碍型。过去,“不登校”只发生在小学和初中,现在高中和大学生也会“不登校”。

  不上学的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很多人宅在家中,整日埋头于动漫和游戏。“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就是晚上起床、白天睡觉。”30岁的山口真央对日本雅虎新闻网回忆道,“我看电视剧,看深夜动画,在网上和人聊天。我只在夜里一个人出门,白天就在房间里待着。”

  相较之下,山口的生活至少算安稳。不少孩子沦为“隐蔽少年”,流落街头、无所事事,甚至卷入勒索和暴力事件。其中一些受困于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终走上了自杀的末路。

  校园霸凌与“黑色校规”

  面对这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社会起初的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孩子不上学?打一顿就好了。那时,家长和老师都相信不上学是因为懒散或者不够勇敢,使得本已十分痛苦的“不登校”孩子承受了更多压力,结果适得其反。上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开学季都有学生自杀的新闻传出。

  日本政府和社会开始痛定思痛。他们发现,很多孩子不愿上学并非是厌恶学习,而是受制于种种外部因素,其中校园霸凌首当其冲。文科省的报告显示,近80%的“不登校”学生有遭遇校园霸凌的经历。

  造成“不登校”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一些孩子处理不好与教职员工的关系;33%的孩子无法适应学校的社团活动,为躲避这种半强制性的集体活动,干脆不上学;少部分人因为在读期间怀孕而被学校劝退。

  与校园霸凌不相上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过严苛的校规。在日本,“黑色校规”已成为社会问题。一些学校禁止学生吃午餐时交头接耳。广岛县一所初中规定,午餐剩饭的人要被全校广播点名批评。虽然文科省竭力改变这一状况,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岩手县一名初二男生因被教师欺负而自杀,而该校是文科省的“零霸凌”政策示范校。

  据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报道,2017年9月,大阪一名高中女生因发色被学校劝退,一怒之下将学校告上法庭。这名女孩的头发天生是棕色,老师要求她染黑,否则就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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