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三种模式

反思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三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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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型治理模式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代价是巨大的。因为在整顿之前,投资者、消费者都可能承受了巨大的风险损失。对于从事金融创新的创业者来说,在整顿之前只能在无法可依的状态下摸索前行,在刀尖上行走;事后的整顿又往往将这些创业者送入监狱。这会严重损耗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创新型人才。

  本文作者彭冰,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金融创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传统金融领域,或者是由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出来的金融创新,例如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不过是一种新类型的证券融资方式;另一类则是在传统金融领域之外,由非金融机构发展出来的金融创新,例如由食客俱乐部发展起来的大莱卡(Diners Club),从传统的赊购方式发展为现在盛行的银行信用卡。

  前者可以称之为“传统型金融创新”,后者可以称之为“空白型金融创新”,因为是在金融领域之外发展起来的。

  就监管者而言,对“空白型金融创新”监管显然要难于对“传统型金融创新”的监管。

  首先,“空白型金融创新”发生在传统的金融领域之外,由非金融机构发起,金融监管者很难发现,也很难清楚界定其是否具有金融属性从而需要监管。

  其次,即使发现了“空白型金融创新”,金融监管者采取何种方式监管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棍子打死,显然是在束缚金融市场的发展;一味放任,又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即使纳入监管视野,也很难套用既有的监管方式——金融创新迫使监管者也必须创新金融监管方式。

  互联网金融就是属于“空白型金融创新”之一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金融创新,用现在更为时尚的“金融科技”来称呼它也许更为合适。

  互联网及其相关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就目前来看,互联网及其相关信息技术对金融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的沟通成本大幅度下降,互联网成为金融销售的重要渠道;二是人类在互联网上的活动,留下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痕迹,成为分析人类行为的重要依据和来源,大数据对不同人群的风险分析水平大幅度提高。

  迄今为止,互联网金融的重大发展也体现为:由于信息传递和沟通成本的降低,网络支付(所谓第三方支付)和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互联网资管等)迅速发展;由于风险分析能力的提升,投资型众筹成为一种可行的新融资渠道(包括P2P网贷peer-to-peer lending和股权众筹)。

  由于互联网金融是在传统金融领域和传统金融机构之外发展起来的,如何监管互联网金融成为一个令监管者困惑的问题。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对互联网金融,监管者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监管态度,带来了不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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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的三种监管模式

  1、创新型监管模式

  对于网络支付,监管者也走过一段弯路——曾经讨论过是否需要针对以Q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专门立法,最终,监管者认识到大多数所谓“虚拟货币”不过是网络小额支付手段。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宣布对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等支付服务进行监管。任何非金融机构从事上述支付服务业务,必须获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监管,包括了备付金存管等监管要求。

  可以看到,对于网络支付这种金融创新,监管者采取了两个关键步骤:

  第一是设置了一种新的行政许可——支付业务许可,此前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事支付业务,并不需要获得特别的支付许可。这么做,显然是因为监管者清楚认识到了支付结算业务具有金融属性,从事该业务的机构尽管不是金融机构,也必须被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第二是采取了与新业务模式相配合的监管模式,主要是针对新业务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挪用客户备付金),强调了备付金必须存管在商业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挪用、备付金也不属于支付机构自有财产等监管要求。这些都是针对非金融机构从事支付结算业务所可能蕴含的风险而特别设计的监管规则,此前银行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并没有备付金存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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